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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,解密怎样才能成为正部级高官

作者:周公编辑1   人气:   周公网讯网   更新时间:2015-11-09 15:06
  41岁 陆昊

  最年轻正部级官员

  陆昊屡创“最年轻”纪录

  18岁,“文革”后西安市第一名中学生共产党员

  20岁,“文革”后北京大学第一位直选产生的学生会主席

  27岁,任北京制呢厂厂长,北京最年轻的国有大型企业“一把手”

  32岁,北京最年轻正厅级干部

  35岁,北京最年轻副市长

  41岁,目前最年轻正部级官员
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,解密怎样才能成为正部级高官

  据华商报报道 日前,中共中央决定:陆昊同志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,免去胡春华同志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职务。曾在35岁成为北京有史以来最年轻副市长的陆昊,此番接掌拥有7200万成员的共青团组织,成为目前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,备受瞩目。

  从简历上看,陆昊与其前任胡春华多有相似之处:北京大学毕业、共青团资历、人文社会科学背景,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,并在仕途上屡创“最年轻”纪录,两人共有的年轻化、高学历、人文素养以及基层历练等特点,折射出今后选任后备官员的趋势与标准。

  大二当选北大学生会主席

  1985年,陆昊被西安市85中保送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,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;后来又跟随厉以宁教授读研究生,获得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高级经济师职称。

  提起陆昊被学校保送到北京大学的事情,陆昊中学时的一个老朋友表示,陆昊被保送没有任何背景,他的学习成绩本来就好,即便不保送,也完全可以考高分;陆昊自己也曾表示过保送不保送无所谓,自己也想参加高考,验证一下学习成绩。

  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时,陆昊成为校学生会主席,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副主席,北京市人大代表。1989年临近本科毕业时,他明确主张青年人应该务实,应埋头参与经济建设,从具体问题入手参与改革和国有企业振兴。

  在大学里,陆昊的学习也一直非常刻苦,深得厉以宁教授的信赖,经常帮厉以宁教授做一些经济课题,整理资料、翻译文章。

  广泛接触各种学术观点

 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,陆昊不注重吃穿,只注重学习和内在提高。他衣着很朴素,夏天常常穿条牛仔短裤,背着书包,骑着自行车从宿舍赶往图书馆。

  1985年10月21日,陆昊刚被保送入北京大学不久,给西安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,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大学生活。陆昊在信中说:“我们班总共40名学生,素质都很高。其中,16个同学的高考分数超过了陕西省的高考状元,不少同学是当地的状元,在中学时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有18人。”

  1985年底,陆昊在给西安友人的信中表示,北京大学学术氛围很浓,厉以宁教授要求学生除了学好经济管理课程,还要对社会学、伦理学、人口学、政治学都有所了解,所以,学校里的很多讲座他都去听过。陆昊说:“我想广泛听听各种学术观点和思想观点,然后通过自己的反复思考,最后形成自己的思路。”

  解密怎样才能成为正部级高官:

  1.4万分之一的概率

  按现行中共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,大学本科毕业生进入公务员体系初任职务为科员,晋升副科、副处、副厅和副部级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,晋升正科、正处和正厅级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。根据逐级晋升规定,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,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。

  从现有的2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详细晋升资料分析,他们晋升到正处级平均年限为9.36年,由正处级到正厅级为4.72年,由正厅级到副部级为5.60年,由副部级到正部级为8年,也就是说从基层到副部级平均用了19.68年,到正部级则用了27.68年。

  据媒体统计,十八大后履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7名,从他们的仕途起点开始计算,他们晋升到现在的最高领导职务平均用了38年。从低级别的基层党员到正部级干部平均所需时间至少23年。而从700多万干部中脱颖而出,成为正部级干部的几率只有1.4万分之一。

  曾有媒体总结出科员升迁至省部级之“七要诀”。分别是:年纪要轻、学历要高、岗位要多、基层要下、班子团结、领导要爱、机会要巧。客观看,这“七要诀”不是单单凭借自身努力奋斗埋头苦干就可达到的。年纪轻了,学历高了,可惜轮换岗位不多,又没机会下基层,或者,碰不上很强的班子,遇不到器重的领导,而一次次升迁机会,恰巧或者说不巧又与你擦肩而过。

  当下荣升正部的官员,需要满足什么条件?

  在过去的2014年,至少有9名干部得以荣升正部。从这些例子来看,一些以往的晋升惯例也有变化。

  首先是反腐大局下,“老将救火”成为晋升正部的动因。如2013年12月落马的公安部原副部长、党委副书记李东生,可谓身兼数职位高权重。而其继任者刘金国有12年的副部级资历,2011年,因是第一位当选“感动中国”的在职高级领导干部而走进了公众的视野。2014年4月被查的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是首名落马的中纪委委员。而其继任者尚勇亦有13年的副部级资历,其在2011年12月以江西省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江西省纪委书记,直到2012年10月才不再兼任纪委书记。

  再就是“专家补缺”成为普遍现象。此前“专家校长”从政已有诸多先例。譬如万钢在出任同济大学校长不到3年后,就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。不过此番陈吉宁履新,应该视作是2014年“专而优则仕”现象的延续。在过去的一年,很多智囊机构、专业领域的最高掌舵者易人,所涉官员很多是为中枢决策服务的“智囊”、“笔杆子”、“专才”。

  比如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李宝善是宣传领域出身,曾长期在中宣部任职,中央外办常务副主任宋涛是第一批公选的外交官,中央人民政府驻澳联络办主任李刚,曾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,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,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。而2014年9月出任吉林省代省长的蒋超良,则是有长期大型金融类国企经历的“专才”,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,后经交通银行、国家开发银行、农业银行高层岗位历练。

  而杨晓渡、李希两名正部级官员的晋升过程则极为相似。都同时具有在发达省份和西部省份执政的履历:杨晓渡曾在西藏从政,后曾任上海市纪委书记,随后出任中央巡视组组长,现任中央纪委副书记。李希曾长期扎根西部,2011年前在甘肃和陕西两地先后就任,官至陕西省委常委,入副部级行列。2011年移步至上海政坛,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,组织部部长,并于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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